去年深秋，我在首尔九老区一间不起眼的精神健康福祉中心里，遇到一位七十八岁的独居奶奶。她坐在角落，双手一直搭在膝盖上，工作人员跟她说话时，她只是点头，从不主动开口。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完整的话，直到福祉中心的社工上门做例行访视，才把她从那种近乎凝固的沉默里拉出来。那一天，我没有采访到什么”故事”，却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老年人的心灵疾病，往往不是以”求救”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以”消失”的方式出现的——一点一点地，从对话中、从社交中、从生活的声响里退场。
这也是我在写第14章「心理健康：被忽视的领域」时反复回到的一个感受。身体不适会立刻去医院，心灵的病痛却被”人老了都这样”一句话轻轻带过，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依然盛行。那位奶奶的沉默，其实就是这句话最安静、也最残酷的注脚——没有人怀疑她”病了”，因为大家早已默认，老了本该如此。
数据把这种沉默量化成了让人无法回避的数字。2024年，韩国共有14,872人以自杀方式结束了生命，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天约有10人自我了断。2023年的统计更具体：6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为每10万人40.6人，约为全年龄段自杀率的1.5倍，而在80岁以上超高龄群体中，这一数字飙升至60.6人。OECD成员国老年自杀率平均仅为16.3人，韩国超出这一平均值2.5倍有余。从2019年到2023年的五年间，因自杀离世的65岁以上老年人总计达18,044人——这几乎相当于一座中型小区的常住人口，在五年里悄然消失。
我后来去了一趟沈阳，想看看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面貌。接待我的一位社区医生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我们这里不缺老人，缺的是愿意跟老人多聊十分钟的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4年在7个省级行政区对20,113名60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显示，抑郁症状患病率为13.8%，焦虑症状为8.0%；而更大范围的荟萃分析表明，老年抑郁症状检出率已从2013年的30.27%上升到2020年的37.79%，近期更攀升至40.97%——也就是说，每十位中国老人里，将近四位正生活在抑郁的阴影之下。农村地区的检出率（47.19%）显著高于城市（31.84%），独居且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患病率更是高达50.38%。那位沈阳医生所在的社区，恰好属于这个最脆弱的群体聚集的地方。
我把韩国和中国的情况并排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发现两者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韩国的问题深度较深，中国的问题广度较广：韩国以”自杀”这一极端结果呈现出危机的尖锐,中国则以”大面积抑郁扩散”的形式展现出危机的宽广。但两国共同的风险因素惊人地一致——女性、独居、低学历、患有慢性病、丧偶,这几个词几乎可以原样套用在首尔的那位奶奶和沈阳社区里我遇到的每一位老人身上。中央自杀预防中心主任李海国说过一句让我一直放在心上的话：”老年人自杀不是个人的软弱,而是社会安全网的失败。如果我们不关心老年人的心灵,那无异于文明的倒退。”这句话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反复引用,不是因为它说得漂亮,而是因为它把责任放回了社会该在的位置。
我常常想,为什么身处儒家文化圈的中韩两国,会在”照顾父母的身体”上做得那么周到,却在”照顾父母的心”这件事上不约而同地缺席。据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国民心理健康态度调查,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的国民中,73.6%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困难,但寻求专业帮助的比例仅为44.2%,其余人选择依赖家人或朋友。在老年群体里,这个比例只会更低——因为对他们而言,”去精神科”这四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近乎羞耻的重量。中国的情况则叠加了资源的绝对匮乏:全国配备心理咨询师的医疗机构约4,000家,咨询师约6,000人,面对2.97亿老年人口,这个数字近乎杯水车薪,尤其在青海、甘肃、重庆、湖北等内陆省份,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无从获取。
韩国还叠加了另一层结构性困境。韩国的老年相对贫困率位居OECD最高水平,退休后收入骤降、医疗费用负担、社会孤立,构成了从抑郁走向自杀的恶性循环。2024年自杀原因统计中,”精神和心理问题”以5,254人排名第一,”经济生活问题”以4,398人紧随其后——心灵的疾病与钱包的困境,几乎总是相互交织出现的。这一点,首尔九老区那位奶奶身上体现得很直接:她的女儿住在庆尚道,一年回来不过两三次,而她的养老金,连维持基本生活都紧巴巴的。
让我感到一点欣慰的是,两国政府都已经开始正视这道裂缝。韩国保健福祉部在2024年发布了自杀预防对策,扩大了老年心理健康筛查;首尔市实施了老年心理健康认知及实态调查,并引入AI心理健康咨询系统。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年发布《关于提升老年医学医疗服务能力的通知》,把”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能力”和”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列为核心任务,老年心理关爱项目也已在多地铺开。两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数字工具——韩国在试点AI聊天机器人咨询和数字认知行为治疗应用,中国则依托微信发展心理健康筛查和远程咨询平台。我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对很多老人来说,”数字门槛”或许真的比”医院门槛”更容易跨过去,尤其是当子女能陪着他们一起摸索手机屏幕的时候。
把这一章写完的那个晚上,我又想起了那位沈阳社区医生的话。她说,农村独居慢性病老人的抑郁患病率高达50.38%,但她所在的社区,能定期上门探访的社工只有两个人,要覆盖四百多户老人。我问她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说:”不是每次都能解决问题,但至少让他们知道,有人记得来看他们。”这句朴素的话,或许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老年心理健康的缺口,很多时候不是缺医生,而是缺”被记得”这件事本身。
这种被忽视,悖论式地也孕育着一个真实的市场机遇。中国2.97亿老年人中,若40%经历过抑郁症状,潜在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者就高达约1.2亿人。韩国在精神健康福祉中心运营、非药物团体治疗项目上积累的经验,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迫切的服务缺口相遇时,完全可能催生出新的合作路径——无论是把韩国验证过的数字CBT应用做中文本地化,通过微信小程序触达农村老人,还是把园艺治疗、音乐治疗这类非药物项目以加盟模式引入中国的养老机构,甚至联合培养稀缺的老年心理咨询人才。当然,这条路上也需要谨慎:直接使用”精神科””抑郁症”这类字眼容易引发抗拒,更适合以”心灵健康””心灵养护”这样柔和的表述切入;心理健康数据属于最高级别的个人信息,如何在中国的数据合规框架下稳妥落地,也是每一个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必须认真对待的功课。
写到这里,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读这篇专栏的你:上一次你认真问起父母或祖父母”最近心里怎么样”,而不是”身体还好吗”,是什么时候?我们习惯了给老人量血压、送保健品、催着去体检,却很少留出一段安静的时间,单纯地问一问他们的心情。也许改变不需要从宏大的政策开始,而是可以从这样一次具体的对话开始——就像那位沈阳社区医生所做的,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让对方知道,有人记得来看他们。
关心我们父母的心灵,不仅仅是一个福利问题,更是衡量一个社会品格的标尺。当韩国的经验与技术遇上中国的规模与需求,共同架起”银发心理健康”这座崭新的桥梁时,走在桥上的不仅仅是两国的老人,走在桥上的,正是我们自己。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他们的一天》第14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包含更多我在首尔和沈阳走访时记录下的对话与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图书详情页了解更多: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2-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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