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首尔九老区的一间老人保护专门机构里,遇见过一位社会福利师。她给我看的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案例卷宗,而是一份很普通的举报记录表——举报人一栏写着”疗养保护师”,事由一栏只有短短一行字。她告诉我,韩国2024年像这样的举报一共有22,746件,其中7,167件最终被判定为实际虐待。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我记得自己当时愣了一下——那不是一个数字,那是7,167个家庭里,曾经有人对着一个年迈的身体动手。
回国后整理《银色桥梁》第五卷的这一章时,我反复读到这样一句话:”虐待88.2%发生于家庭、加害者37%以上为’儿子’。”这行字我在初稿里删过又加回来,因为它太不体面了——我们习惯把”孝”当作韩国家庭的底色,却很少愿意承认,家门之内也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正因如此,韩国保健福祉部才在2025年引入了基于AI的再虐待预防监控,学习过往案例的模式,对高风险群体做先发性识别。这不是科幻,而是法律终于承认了一个朴素的事实:有些伤害,不会自己举手求救。
把镜头转向中国,数字的量级完全不同。2024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亿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这个规模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年,中国新增的老龄人口就有一个韩国釜山市那么大。我在书里写下这组对比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韩国用了25年时间把老龄化率从7%推到20%,那中国面对的其实是同一场变化,却要以完全不同的”体量”去应对。速度不同,法律追赶的方式自然也不同——韩国选择把网织得更细,中国选择把触角伸得更远。
中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一点很特别,是我在别国法典里很少见到的:它曾经把”孝”直接写进条文——2012年修订时明确规定子女应当”常回家看看”父母。这条法律当年在中国引发过不小的讨论,有人觉得温情,也有人觉得法律不该管到亲情的分寸。但到了2018年修订,再到2025年民政部与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指引,重心已经悄悄挪动了方向——从要求子女尽责,转向由国家和司法系统承担更多。改善法院的无障碍设施、扩大在线诉讼与居家立案、对”以养老名义的财产权侵害”从严从重处罚,这些条款背后,是法律不再只问”你的孩子回家了吗”,而是开始问”你能不能不出门也打赢一场官司”。
我在书里引用过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报告里的一句话:”法律守护老人,并非多增一行条文,而是让法律真正跨过那些过去无法触及的家庭门槛。”这句话我读了很多遍。中国司法系统所说的”送上门的法院”,其实和韩国的AI再虐待预防监控,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一位老人走不出家门、说不出口、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利求助的时候,法律要怎么先一步走到他身边。这也是我给这一章起名”法律的进步”的原因:进步不在于条文变长,而在于法律愿不愿意弯下腰,走进那些它过去从未真正抵达的角落。
这背后当然也有更大的社会背景在推动。韩国在2025年正式迈入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老龄社会”,这是继日本之后,亚洲又一个必须直面制度极限的国家;而中国民政部在2019到2024年间,已经向养老服务领域投入了累计5,600亿元人民币。两国的政策文件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法律援助””社会参与””在线诉讼”这些词——它们不再只是福利口号,而是在回应一个人口结构层面的现实:当赡养一个老人不再只是一个家庭能独自承担的事情时,国家和法律必须往前站一步。这一步,韩中两国几乎是在同一个五年里各自迈出的。
在同一章里,我还记录过另一幕场景。那是在山东一个县城的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拿着存折,怀疑自己被”以房养老”的名义骗走了房产证。工作站的年轻律师没有让她跑一趟法院,而是当场录了口供、拍了照片,说会”先立案再补材料”。书里我写道:”她走出工作站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回执单,那张纸比她的房产证更让她安心。”这一幕和首尔那位福利师给我看的举报表,其实是同一种画面——纸张很轻,却是一个人在制度里第一次被”看见”的证据。韩国的对照数字同样值得记住:全国35处노인보호전문기관(老人保护专门机构),2024年受理的咨询与举报合计超过5万7千件,平均每天有150多通电话打进这条求助线。这不是抽象的政策成果,而是每天都有人拨通那一个号码。
我常常想,读者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起自己家里的某个人——也许是那个每次打电话都说”我很好,别担心”的母亲,也许是那个明明独居却坚持不肯用紧急呼叫器的父亲。我想问的是:如果法律的触角能伸进家门,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先伸出手,替他们把那扇门打开一点点?法律的进步,终究需要有人先把消息带进去,也需要有人先愿意开口求助。这中间的距离,有时候比修订一部法典还要难跨越。
写到这里,我也想起韩国统计厅公布的另一组数字——2024年韩国65岁以上独居老人已超过21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近两成;而中国民政部的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比例在部分省份已经超过五成。独居和空巢,说的其实是同一种孤单,只是发生在不同的城市结构里。我认为,韩中两国真正共通的地方,不是条文本身写得多细,而是两国的立法者都开始承认——孤独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被制度回应的风险。这一点,在我采访过的许多机构负责人口中,反而比”虐待”这个词被提起得更频繁。
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把它写成一份政策简报。7,167件和3亿1,031万人,这两个数字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它们其实在问同一件事:变老,应不应该意味着权利在慢慢缩小。韩国选择了精细,中国选择了规模,但两条路最终都指向同一处——让迟暮的人生,能在法律的守护之下重新有个开始。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5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籍详情可见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저작권자 ⓒ 코리안투데이(The Korean Today) 무단전재 및 재배포 금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