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首尔九老区一家老年福利馆的等候室里,遇到了一位姓吴的老人。他七十二岁,退休前在一家机械厂做了三十多年的车床工。那天他是去咨询基础年金申请资格的,手里攥着一沓文件,反复翻看,像是怕漏掉什么关键数字。我们聊起来,他说了一句我记了很久的话:”年轻时候交的钱,是我给自己写的一封信,可现在拆开信封,发现字迹已经模糊了。”当时我并没有立刻明白这句话的分量,直到几个月后,我开始为《银色桥梁》第五卷收集资料,才真正懂得他在担心什么——国民年金基金的枯竭时点,已经从2057年提前到了2055年。
这不是一句修辞。2023年韩国保健福祉部公布的第五次国民年金财政推算显示,若维持现行制度不变,基金将在2055年见底,比上一次推算整整提前两年。吴老人交了三十多年保险费,而基金枯竭的那一年,他如果还健在,恰好是一百零一岁。他自己心算过这笔账,笑着说:”这个数字,大概率是留给我孙子操心的。”我当时没有接话,只是把这句话记在了采访本上——因为它道出了年金制度最尴尬的本质:今天缴费的人,未必是明天领取的人;而今天的赤字,注定要由下一代人埋单。
把吴老人的账本摊开来看,数字确实令人不安。以2024年为基准,韩国旧年金财政缺口的现值约609万亿韩元,相当于韩国GDP的26.9%。政府与国会正在讨论的改革方案,打算把保险费率从9%上调至13%,所得替代率从40%提高到43%,即便如此,也只能把枯竭时点分阶段推迟到2063年——仅仅延长了八年。而更让我在意的,是另一个数字:韩国66岁以上老年人的收入贫困率高达39.7%,约为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14.8%的三倍,常年稳居榜首。这意味着,很多像吴老人这样按时缴费三十年的人,最终仍要依赖每月228万韩元收入认定线内的基础年金才能维持生活。制度设计里的两难在这里显现出来:国民年金领取额低的高龄群体越依赖基础年金,基础年金给得越充裕,人们参加国民年金的动力反而越弱——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困境,而不是某个人的失误。
几周后,我在青岛一位从事社区养老工作的朋友那里,听到了另一种版本的焦虑。她告诉我,她所在街道的老年协理站里,常有从农村来投奔子女的老人,拿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存折来问,为什么邻居家在国企退休的老同事,领的钱是自己的五六倍。这不是错觉——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约为月工资的45%到50%,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年金,大多只在每月200元到300元之间,约合韩元4万到6万元。截至2024年底,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已达到10亿7282万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障体系,其中城镇职工退休领取者达1亿4739万人,首次突破一亿之后增速愈发陡峭。这组数字的体量本身令人震撼,但体量越大,内部的城乡差距就越是刺眼——制度是统一的名称,待遇却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现实。
我把吴老人的故事和青岛朋友的观察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忽然意识到,韩中两国的年金焦虑,表面上看是”谁的钟走得更快”的竞赛,骨子里其实是同一道题的两种解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2019年警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35年前后枯竭,最新研究进一步预测,若不改革,将在2033年首现现金流赤字,2042年累计余额见底。中国政府于2024年9月通过了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分十五年逐步推迟到63岁,女性则从50岁、55岁分别推迟到55岁、58岁。以此为前提测算,赤字时点可以推迟到2049年,枯竭时点可以延后到2058年——同样是”多争取几年”,与韩国改革方案的逻辑几乎如出一辙。两国的老年抚养比也走在相似的斜坡上:韩国2025年为27.4,预计到2070年将暴涨至103.3,是现在的3.6倍;中国2024年为21.2%,预计到2041年即翻倍,这个”倍增用时”仅十七年,比日本的十九年还要快。谁走得快,谁走得慢,其实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两条曲线终将在某处相遇。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场跨国的相遇有意义?因为吴老人和青岛那些老人面对的,不是抽象的财政报表,而是具体到每个月生活费的账本。制度的可持续性,说到底是一句朴素的承诺能否兑现——年轻时候交的钱,老了以后能不能按时拿回来。韩国选择了先把基础年金这张安全网铺开,再回头修补国民年金的漏洞;中国选择了先靠延迟退休争取时间,再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两种路径没有哪个更正确,它们更像是两位老朋友在同一场雨里,各自撑开了不同形状的伞。我采访过的很多韩国老人常说”国家欠我们一个交代”,而中国的老人更多说”我们等国家慢慢补”——语气不同,盼望是相通的。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些数字背后是两个社会共同的人口结构剧变。韩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1024万,占比持续攀升;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3亿1千万,占总人口22%,预计到2040年将迈入4亿、占比28%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1年起已经减少了8000万。缴费的人越来越少,领取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哪一届政府的失职,而是整整一代人共同经历的低生育、长寿命现实。政策制定者能做的,是把这道题从”要不要改”变成”用什么速度改”;而我们普通人能做的,或许是提前看清这张时间表,而不是等到信封拆开的那一天才发现字迹已经模糊。
写到这里,我想把问题留给读者:如果你此刻三十岁,你会相信2055年那个枯竭时点最终不会兑现吗?如果你此刻六十岁,你又打算怎样把这笔不确定的账,过成确定的生活?我采访过的吴老人最后对我说,他不指望制度能替他把所有风险都扛下来,但他希望下一代人至少知道这本账是怎么算的,而不是像他当年那样,一直到退休才第一次认真翻开自己的年金通知单。也许两国真正需要的共生,不是谁去学谁的经验,而是彼此把各自的失误摊开来给对方看——把”我们先走弯路了”当作一种诚意,而不是一种示弱。
这个关于吴老人、关于青岛街道、关于两条枯竭曲线的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6章「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如果你也在思考自己的养老账本该怎么翻开,欢迎到图书详情页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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