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站了很久。那天是周末,伞和纸牌密密地排着,有人举着写满年龄、属相和退休金的小纸片,有人只是路过,停下来看一眼。就在这些纸片之间,我遇到了七十二岁的王先生。他手里没有纸片,只有手机。他笑着说,自己难忘在韩剧里看到的那种”浪漫”,此刻正和一位从首尔远道而来的阿姨互相扫二维码。我原本只是来看看人群,却被他这句话留在了原地。
两位老人是2024年秋天在北京认识的。后来,她用KakaoTalk,他用微信,隔着一条海,一天天地发消息。算下来,已经整整一年。王先生说起她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手机往胸口拢一拢,像是怕被风吹走。他经历过丧偶,她经历过黄昏离婚,两个人都在人生的下半场,重新学习怎样对另一个人说”今天过得好吗”。我没有问他们会不会结婚。有些答案,留给他们自己更好。
回到首尔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于是翻出了一些数字。韩国统计厅2024年的资料显示,60岁以上男性结婚7,952件,比十年前多了53%;女性结婚5,316件,增加了120%。65岁以上女性的再婚人数,从2015年的1,069人,增加到2024年的2,430人。这些数字很安静,背后却是一间间亮着灯的屋子,一个个终于决定”再试一次”的人。我读到这里,想起的是王先生胸口的那部手机。
中国那边的数字,同样让我停下笔。据说,中国最大的约会应用”伊对”有一亿会员,其中半数在50岁以上。百合网2019年推出的老年专用应用”悠乐岛”,累计注册用户超过3,200万。在上海人民公园和北京菖蒲河公园,每逢周末,都有数百位老人聚在一起,为自己,也常常为别人的孩子找一个伴。《纽约时报》曾写道,过去因为羞涩而难以开口的中国老年人,如今走出家门,主动去寻找爱情。我读到这句话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那天公园里的情景。
在首尔塔谷公园,我也遇到了一位金奶奶。她话不多,说起孩子时语气很轻:”孩子都养大了,现在想为自己而活。”这句话我反复听了好几遍。王先生则对我说过另一句:”年轻时,是和国家指定的人结婚;如今,我想和自己挑选的人,共度余下的20年。”一个在塔谷公园的长椅上,一个在人民公园的人群里,两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人生的前半段,多半是替别人活的;后半段,想自己做一次主。
有人会问,为什么是跨国?我的观察是,韩剧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来自星星的你》《爱的迫降》,在许多中国五十多岁的女性心里,种下了对”欧巴”的想象;同时,也有被韩剧迷住的中国男性,与韩国女性走到了一起。2024年,与韩国男性结婚的中国女性有5,017人,占跨国婚姻的16.7%。近三年里,50到60岁再婚的跨国结婚,年均增长18%。不过我不想把这些说成一股潮流。它更像是许多个体的选择,恰好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动。
然而,爱情越过国境时,现实也一起上路了。我听到的第一道坎是语言。老人们大多依赖手机翻译,日常的话尚且应付得来,但”我有点想你”和”我有点担心你”,在翻译软件里往往差了一点温度,误会便从这一点点差距里长出来。第二道坎是财产。两国对再婚、事实婚姻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不同,2024年首尔家庭法院的跨国离婚案件中,55岁以上占27%,十年前只有11%。第三道坎,是子女。韩国的子女担心父母被人觊觎财产,中国有超过半数的子女以”赡养出现空缺”为由反对。
我并不认为这些坎是在说”不要去爱”。恰恰相反,它们提醒我们,晚年的爱情需要更多的照顾与陪伴。韩国50、60岁的人中,有63.8%对再婚持积极态度;中国50岁以上的人里,这一比例是71.2%。愿意的人很多,真正走得顺的却不多。问题不在于老人”该不该”,而在于身边有没有人,愿意陪他们把语言、财产和家里人的疙瘩一件件拆开。我在两个公园里,看到的是老人们的勇气,也看到了身边支持的缺席。
再退一步,看看背景。韩国的预期寿命是83.5岁,中国是78.6岁,配偶离世或婚姻结束之后,常常还有二三十年要过。韩国独居老人家庭已有239万户,中国独居的老人也以亿计,孤独死的阴影,不是一句”想开点”就能挥走的。再加上智能手机在65岁以上人群中的普及率,韩国是83%,中国是68%,以前把老人挡在门外的”不会用”,正在松动。这几个数字叠在一起,我看到的不是市场,而是一群人终于有了开口的方式。
当然,有人也在这条路上设下了陷阱。中国公安部2024年披露的针对老年人的情感诈骗,涉案金额达42亿元。这个数字提醒我,任何想为老人搭桥的人,都应该先把”信任”放在第一位:实名认证、视频通话、子女能放心的陪同安排。大字、语音,这些听起来很小的设计,对六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却决定了他是在自己做决定,还是被别人牵着走。在我看来,真正好的服务,首先尊重的是这一点:让老人保有选择的尊严。
那天傍晚,人群渐渐散去,王先生把手机举到我面前,让我看他和那位阿姨的聊天记录。最上面一行,是他用不太熟练的韩文打出的”잘 자요”(晚安),下面是她回的一个笑脸。我忽然明白,我在书里反复想写的,并不是”银发恋爱”这个题目,而是一个人到了七十岁,仍然想被某个人惦记着。我认为,这份惦记并不属于哪一个国家,也不会因为年龄而变得轻一些。它只是长期被我们当作”老人不需要的东西”,放在了视线之外。
两国老人的生活节奏、饮食习惯和对”家”的想象,其实差得不少。在上海,许多老人习惯三代同住,或住得很近,晚饭时孩子随时会推门进来;在首尔,独居更常见,孩子打来的电话、周末的一次探望,就是一周里最重的日子。正因为差别这样明显,我常想,跨国的晚年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它也让两个社会有机会看清自己是怎样对待老年的:一边是靠近却容易被管得太紧,一边是自由却容易被冷落得太久。两边都可以向对方借一点东西。
所以,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读者:如果您的父亲或母亲,在晚年遇到了一个愿意与他共度余生的人,而这个人说着另一种语言,住在另一座城市,您会怎么做?是先问”财产怎么办”,还是先问”他过得开心吗”?也许两个问题都要问,但我希望顺序不要颠倒。爱情没有国界,也没有年龄,它所需要的,只是勇气与尊重。而这份勇气,常常需要家里人先递过去一把椅子。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21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收录了更多在上海和首尔遇到的老人,也有中韩两国的比较数据与我的思考。如果您想继续读下去,可以在WIA Book的图书详情页找到它: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愿我们在老去的路上,有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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