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聊一个我在写专栏的第98个年头里,反复回想的画面。不是什么会议现场,也不是哪份报告里的图表,而是两位我几乎可以闭上眼睛就看见的老人:一位是首尔敬老堂里的朴奶奶,午饭后会把拐杖靠在墙边,慢慢坐到熟悉的位置上;另一位是上海浦东的王阿姨,六十出头,出门前先看一眼手机里的”时间银行”账户,今天要去照看楼上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她们从未见过面,日子却像两面镜子,各自照出对方没有的东西。
这个专栏已经走过97期。我一直在做的事,说得朴素一点,就是把中韩两国老年人的生活放在一起看。这一期是第98期,我想把前面所有的数字和相遇收拢起来,问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究竟可以互相学到什么?我不敢说自己有了答案,只是想把我看到的摊开来,和您一起想。
先从数字说起,因为数字是这个话题绕不开的地基。2024年12月23日,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突破20%,成为世界上最快迈入超老龄社会的国家。同一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60岁以上人口达到3亿1,031万,占21.1%。国务院随后发布路线图,打算到2035年把”银发经济”的规模做到30万亿元人民币。两个国家站在同一片浪潮里,可是坐的船,几乎是反方向造出来的。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韩国是”制度先行”,中国是”规模与技术先行”。韩国从2008年引入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先把制度的骨架搭起来,再让市场慢慢长上去。中国从2013年国发35号文件之后,走的是另一个顺序,市场先跑起来,制度从后面追上去。顺序一换,各自能解开的难题和解不开的难题,也几乎对调了过来。韩国65岁以上人口1,051万,占20.6%,每4名生产年龄人口供养1名老人,到2050年这个数字会降到1.2人。而中国的难处,藏在城乡之间:农村基础养老金平均每月205元,与城市的差距高达15倍。
再回到朴奶奶。她所在的那一带,有敬老堂,有老年福利馆,还有每隔两年来一次的免费体检。韩国全国有6.8万个敬老堂、362家老年福利馆、196个银发社团,”免费、就近”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原则。长期护理保险已经运行到第17年,2024年的受益者是114万人,全国用的是同一套等级评定、同一个费率,收入的0.9182%。我常想,这种”不管住在哪里,走到的都是同一扇门”的安心感,是朴奶奶那一代人用几十年缴费换来的,也是中国学者在谈统一化时引用最多的参照。中国从2016年起在49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各城市的保费、给付、等级各不相同,有人半是调侃半是批评,叫它”49个制度”。
朴奶奶的故事还有另一面,我不想回避。韩国的老年贫困率是38.2%,在OECD里排第一,老年人的自杀率也是世界最高。制度很完整,人却仍有掉出缝隙的时候。韩国的机构护理给付占比至今超过30%,审计院在2024年也指出过”以机构为中心的支出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搭好了房子,却可能把太多的钱放在了”住进去”而不是”留在家里”上。这一点,中国的做法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提醒。
这就要说到王阿姨了。中国把”9073″当成一条财政分配的原则:居家90%、社区7%、机构3%。这不是口号,是钱往哪里投的规矩,结果是92.3%的中国老人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晚年。王阿姨参加的时间银行,在南京、上海起步,到2024年已经有2万多个网点、160万会员。六十多岁的”年轻银发”照护八十多岁的”年长银发”,把服务的时间存进账户,等自己老了再取出来。有了区块链和智能合约,这些时间还能跨地转让、继承,甚至捐赠。我第一次听到”时间可以继承”的时候,心里被轻轻地碰了一下。韩国也有志愿服务积分,但到目前为止,仍停留在试点阶段的志愿积分上,没有走到这一步。
我不由得想,敬老堂里那么多健康的七十岁老人,他们的”老老照护”潜力,能不能也被这样郑重地记录、存放、传递?再往下想,中国的另一面也值得我们坦率地看。养老护理员在2019年取消国家职业资格后,到2023年实际持有有效等级证书的只有30万人,劳动力缺口高达550万。韩国把养老护理员作为国家资格来管理,240小时培训加国家考试,累计发放证书260万份,在岗的有54万人。一边是”人”的制度化,一边是”钱和技术”的规模化。我越看越觉得,这两件事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各自缺了对方手里的那一块。
温信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在2024年的中韩老龄化论坛上说过一段话,我一直记在笔记本里:”韩国是’先搭好制度再填入技术’的国家,中国是’靠技术先跑起来、再用制度从后面约束’的国家。两种模式应是互补,而不是竞争。”我读了几遍。互补这个词,听起来很平常,可真正做起来并不轻松。2024年,上海曾经引进韩式上门护理,最后没有成功,原因是通勤距离和费率体系都不一样。这提醒我,所谓”最佳实践”,依赖的是语境。把一个地方的好办法原样搬到另一个地方,常常水土不服。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数字平台,抖音60岁以上的月活用户在2024年已达2亿2千万,60岁以上的数字消费市场居世界之首。韩国的银发科技不弱,却缺少这样的平台体量。另一边,韩国自2019年推进的社区综合照护,在2024年通过《照护综合支援法》走向制度化,一个窗口把保健、医疗、照护、住房、福利串在一起,这是中国基层设施里还比较松散的地方。韩国的痴呆国家负责制也一样,全国256所痴呆安心中心,检查、药费、护理用品的个人负担率不到10%。中国65岁以上的痴呆患病率估计约5.6%,大约1,700万人,早期诊断率却只有个位数的开头。数字背后,是一个个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劲的老人和家人。
所以我在这一期里,没有写成一份”谁该向谁学习”的清单,而是想把它看成一场共同的实验。想象一下:釜山或光州的敬老堂里,有了一套记录时间的账户;上海的某个社区,有了一位拿着国家资格证、能把医疗和养老接在一起的照护经理。这样的图景,并不遥远。但前提是,我们不要把对方的经验当成”进口商品”,而是当成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书写的一份原稿。
最后,我想把问题留给您。如果您的父母,或者将来的您自己,必须在”一扇全国统一的门”和”一个可以存取时间的账户”之间先选一个,您会选哪一个?又或者,您会不会也想要一个,把这两样放进同一天里的老年?我没有标准答案。我只知道,敬老堂里的朴奶奶和上海时间银行的王阿姨,她们的每一天,才是彼此最大的政策教科书。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26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如果您想把这些数字背后的相遇一一读完,可以前往WIA Book的图书详情页: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下一期,我会试着往前看,看看2050年的中韩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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