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夏,在首尔城北区一栋多户住宅的二楼,我曾久久注视过相对而坐的两个人。一位是七十七岁的金奶奶,另一位是租住在这家二楼房间的二十二岁大学生。奶奶把菜盒推过去说:”尝尝,可能有点咸。”学生筷子不停地应着。那张晚餐桌上,分明有合同里没有写的东西。正是在那里,我找到了今天这篇专栏要讲的故事的线头。
让我重新想起那个家的,是写这第5卷第12章时整理的记录。我在那一章里这样写道:”青年空空的钱包与老人空着的房间相遇,这种奇妙的同住已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韩两国同时解决超高龄社会的居住、照护与孤独问题的新社会实验。”那天在城北区遇到的奶奶已独居两年,学生独自在首尔生活也满两年了。当两人的”两年”重合的那一刻,我觉得这种巧合绝非偶然。
从数字上看,就更能明白这次相遇为何必要。截至2024年底,韩国65岁以上人口约1,024万,占总人口的19.2%,历史上首次突破千万。其中独居老人约213万,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独自生活。另一边,19至34岁的单人家庭约232万户,首都圈单间平均月租60万韩元,远超青年月薪的30%。同一座城市里,同时存在着”房子有余却负担不起的老人”和”需要房子却租不起的青年”,这种奇特的结构,我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反复琢磨。
中国的风景方向颇为不同。2025年4月发布的《中国银发居住发展报告(2025)》指出,60岁以上”已老”人口3亿1千万,加上40至60岁”准老”人口4亿3千万,共7亿4千万人,超过总人口的一半都是银发居住需求的当事人。在北京近郊的一家养老院,我看到二十八岁的设计师和九十一岁的老人下棋,那一盘盘棋代替了房租。如果说首尔的方式是”打开老人的客厅”,北京的方式就是”打开养老院的大门”。面对同样的问题,两个社会选择的解法竟能如此不同,这是我写这一章时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首尔市2013年在芦原区开始试点的”代际融合型合租”,到2025年已扩展到城北、西大门、广津、东大门等9个自治区。老人把自家的空房间让给大学生,首尔市最多资助50万韩元的居住环境改善费(壁纸、地板、保温工程),学生不交押金,每月支付20万韩元以下。芦原区第一年为45户家庭和54名大学生完成配对,合同期限也从”一个学期(6个月)”延长到了”1年”。而在中国,青年进入的不是老人的”家”,而是”机构”。据新华社2024年10月报道,北京市养老协会面向部分养老机构公开招募”代际融合型养老服务青年志愿者”,青年每月提供至少20小时的朗读、智能手机教学、文化社团运营等”非医疗照护”,换取以市场价三分之一左右、每月300至500元(约5.7万至9.5万韩元)的价格租到房间。
把这两种模式放在一起,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两者都把”孝”这种情感义务变成了具体的制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分会会长吴玉韶这样说:”这是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不是单纯地熬过晚年,而是要转变成与青年一起享受的结构,才能承接7亿4千万人的银发居住需求。”听到这句话,我想到在芦原区看到的餐桌和在北京近郊看到的棋盘,不过是同一句话的不同译法。
这股潮流的背后,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人口结构压力。韩国正走过迈入超高龄社会的元年2026年;中国自2022年起,在北京、杭州、上海等地把”代际融合”提升为养老政策的核心议题。两国政府都知道,光靠财政无法承担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青年这一”活的资源”。不过,其中也有需要谨慎的地方。在首尔的案例里,”关灯、关水的习惯”这类琐碎的生活规矩反而是最大的矛盾来源;中国卫生部门则严格划线,禁止青年志愿者介入医疗和用药领域。一起生活不能只靠浪漫,这一点我在采访中多次确认。
我想问问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楼里,不也有空着的房间和空着的一天吗?据说到2030年,中韩两国65岁以上人口加起来将接近4亿。到那时,我们是继续把”孝”仅仅留作情感义务,还是把它变成每月20万韩元和20小时这样具体的约定?我同时想起芦原区的餐桌和北京的棋盘,把想站在后者一边的念头,留作了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12章「青银共居:新的居住模式」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图书详情页请见以下链接: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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